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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38军的历史，尤其是该部队在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存在诸多误传，实有必要进行正本清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在文革时期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该部队的渊源可追溯至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纵队。与第二纵队、第六纵队并称，它们被誉为林彪麾下的“三虎”，共同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中坚力量。若追溯至更早的历史，其下辖的112师334团，源自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暴动后建立的红五军的一部分；而113师338团，则源于1932年吴焕先等人重建的红25军第七十五师的一部分。1937年8月，这两部分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营。112师335团和113师337团，亦源于以红军干部为核心的115师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至于该军的114师，其前身是东北军111师，1942年该师起义投诚中共，随后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在“三虎”之中，1纵、2纵与林彪的渊源相较于6纵，显得相对浅薄。6纵16师，即日后演变为43军127师，其历史根脉可追溯至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即中共早期所掌握的首支正规化部队——“叶挺独立团”。1926年，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顺利毕业，被分配至该团担任见习排长，自此踏上了革命军事生涯的征程。

探究历史背景至关重要。不应过分强调38军与林彪的关系，尤其是个人层面。若要提及林彪的直接麾下，唯有127师堪称名副其实。将38军视为林彪的亲信部队，却为何不提它是彭德怀的发家根基？1纵在东北战场的卓越表现，一方面源于其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得益于林彪的卓越指挥，这些成就与其是否为林彪的嫡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1953年7－8月，38军返国，集结于吉林省境内长白山地西南端。军领率机关驻通化市内，所辖112师师部，位通化市郊庙沟；113师师部，位山城镇；114师师部，位海龙。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21、69、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

第21军，自山西调防至西安、宝鸡一带，其编制由北京军区划归至兰州军区管理。同时，驻扎于甘肃平凉地区的陆军第62师亦正式回归至第21军建制之下。

69军自河北保定地域迁移至山西，担负起21军的防务重任。

第三十八军自吉林通化地区迁往河北保定地区，肩负起接替第六十九军的防务重任。部队编制上亦从沈阳军区调整至北京军区管辖之下。

军委再次下达命令：“各部队在接到指令后，须立即着手行动准备，并迅速启动。21军和69军务必于3月5日之前抵达指定区域，38军则需在3月8日之前完成集结。”

三军连环调动，牵动全局，时间紧迫。据38军军史记载，2月15日凌晨4时左右，接到移防的预先号令。当天，军部的主要领导便乘坐飞机提前抵达。到了16日0时15分，接到了沈阳军区转发的“部署调整”指令。而在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的第334团1营乘坐火车从通化出发。从接到预先号令到首趟列车启程，其间仅有短短三天时间。

据此军史记载，我们确切了解到，38军调动至保定的具体时间为1967年2月，并非处于“文革”前夕。此时距离毛泽东同志解决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问题，已过去了近十个月。

38军迁至保定地区后，更名为4800部队。当时，军长李光军，年方48岁，政委王猛，亦47岁高龄，二人均是新加入38军的一员。

李光军，根植于江苏睢宁的土地，他的身世源自新四军——三野的血脉。1947年，他肩负重任，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七团的团长一职。随后，在第六师的整编中，他被任命为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的师长。1956年至1959年间，他远赴苏联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深造，为期四年。学成归国后，他历任第三十九军副军长、第六十四军军长。1964年，他从大校晋升为少将，同年接替邓岳，担任第三十八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氏，出身于八路军——二野，曾在二野16军46师历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之职。1954年，他被调至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并于1961年升任校政治委员，获正军级军衔。同年，随着二政校的撤销，王猛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提出回归野战部队的请求。尽管未能获得正军级的职务安排，他仍毅然接受，被任命为38军政治委员。1964年，他与李光军一同晋升为少将军衔。1966年12月，王猛接替于敬山，担任军政治委员一职。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批“华北山头主义”，郑维山说，38军调防保定，是杨成武提议，得毛泽东批准。杨成武此议用心何在？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笔者不好妄自揣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杨成武此举，却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38军的进驻，实际上给杨成武所支持的北京军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在明末，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如此描述保定的战略要地：“西山雄峙，众多河流汇聚东流。宣府、大同作为其坚固的屏障，而倒马、紫荆则构成重要的隘口。其地理位置既内联又外卫，对京师的庇护至关重要，的确是一块举足轻重的土地。往昔河朔之地若遇危难，保定总是首当其冲。”

五十年代初叶，河北省的省会、省军区以及69军军部均设于保定。至1958年，省会与省军区迁移至天津。1966年四月，中央政府酝酿将天津升格为直辖市，随后河北省会与省军区再度从天津迁回保定。

1967年伊始，河北省军区以及第69军介入了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2月11日，官方宣布由三万余人组成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一总部”）属反动组织，随即出动27个连队，采取武力手段强行解散了“八一总部”及其他多个群众性组织，并逮捕了1200多人，其中238人被投入监狱。

38军刚抵达新的防御区域，便在2月24日接到命令，与省军区协同负责保定地区的支援与保卫工作，并设立了支地办公室。军党委进行了明确分工：由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负责“三支两军”的工作；常委、副军长刘海清和副政委邢泽辅协助其工作，并直接主管保定市的支援保卫任务，坚守在第一线。而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则负责军内事务，对外事务则不直接出面。

在初涉保定地区支左之际，38军尚未形成明确立场。自1967年4月起，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索，保定地区的造反派组织经历了一次大洗牌，重组为“工总派”（亦称“农大造反团派”）与“工筹派”（亦即“革命红楼派”）两大阵营。其中，较为稳健和保守的“工筹派”赢得了省军区的支持，而遭到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则主动向新到任的38军示好，寻求其支持。鉴于38军与河北的原当权势力毫无瓜葛，在感情上更倾向于“工总派”，因此与“工总派”迅速达成了共识。

38军与省军区（当时被称为保定“两军”），在支持哪一方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分歧日益加剧，裂痕不断扩大，最终演变成水火不容的境地。与之共荣辱的北京军区，对38军持有不少非议。保定两派均依仗军队的支持，冲突频发，武斗连连。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967年6月22日至23日的河北农业大学，双方近万人展开大规模混战。尽管38军和省军区赶赴现场试图平息事态，但收效甚微，导致7人丧生，近300人受伤（其中包括数十名军人）。

为了应对保定市的困境，八月，中央政府下达指令，要求保定市的两大对立派别推选代表进京进行汇报。在此次会晤期间，双方代表与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以及38军的李光军将军和刘海清将军这两位军方领导人——合称为“两军”——签署了一份旨在立即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尽管武斗有所缓和，然而，两派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郸炮14师驻地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说：“农造团的首领崔士林，其父崔田民（注：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正是利用501狂派（注：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铁道兵团”），将其势力延伸至石家庄，成为河北地区反军势力的首要祸首。崔士林则利用造反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插手保定及各县，企图破坏大联合，导致各县大联合运动纷纷受阻。自五月份以来，他对抗群众，对抗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堪称“工总派”的中坚力量，其背后亦得到了38军的坚定支持。尽管陈等人的发言并未直接提及38军的名称，却无形中给该部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唯有北京军区内部人士知情，38军的调动乃毛泽东亲自批准，部署至保定。至于毛泽东与林彪对38军的立场究竟如何，郑、李等人心存疑虑，难以捉摸，因此不敢过于鲁莽行事。相较之下，与38军正面冲突不如暂且退让，以避其锋芒。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与李雪峰共同签署并向毛泽东及中央提交了《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议在省革委会成立之际，将省会从保定迁移至石家庄。其依据在于，“石家庄在文化大革命中位居全省前列，工人阶级力量雄厚，具备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条件”。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迅速批复，批准了郑、李二人的报告。

至1971年1月，华北会议召开之际，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刻反省：“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后阶段，陈伯达亲自登上讲台，于筹备会议上发表演说，对三十八军进行进一步的打压，并对另一派群众组织施加压力。他提出了省会迁移的构想，起初由他提出建议，郑维山同志与我都表示赞同，于是我们联名撰写了一份报告，采纳了他编造的搬迁理由，用以欺瞒中央。”

未满两年，河北省的省会便三次更换地点，真可谓一番波折。事后，有人猜测，这或许是郑、李二人有意让38军面临尴尬，此说法似有几分道理。石家庄是63军军部的驻地，在河北省革委会的组成人员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均担任副主任，而其他驻军的首长，包括38军军长李光军，仅是常委成员。这种安排本身，似乎难以否认其中存在亲疏之别。

1968年3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曾是郑维山的前辈领导，此次他突然被免职，无疑给郑维山带来了一记沉重的打击。郑维山自身难保，这也暂时缓解了38军的压力。在3月至8月期间，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五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该学习班由中央直接督促，并由军委办事组经过改组后负责协调两军的工作。在两军、两派均作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通过协商，8月中旬，保定地区和市级的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而地区革委会的主任一职，则由38军的副军长刘海清担任。

十月，李光军突然接到调令，被平调至武汉军区担任副参谋长。此次调动显得异常匆忙，颇引人注目。据张云生透露，李光军的调离是在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期间提出的建议，杨成武还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填补空缺。然而，当报告呈至林彪处时，林彪却不同意徐信赴38军任职，反而有意在本军内提拔刘海清升任军长，从而搁置了此事，并对杨成武产生了猜疑。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发生在杨成武被撤职半年之后，关于内情是否如张云生所述，如今已难以追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北京军区对李光军的态度不佳，这是事实。而接替李光军担任军长的是刘海清而非徐信，这同样是事实。

11月，省军区机关顺利完成搬迁，从保定迁至石家庄，此举显著减轻了38军的压力。

1969年，38军翻身。

二月，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将王猛召回京城，当着郑维山的见证，明确指出：保定问题的责任，全部由38军承担，北京军区不得插手，河北省革委会亦不得干预，河北省军区亦不得插手。自此，保定问题的汇报需直接上报谢富治。谢并未透露决策的具体层级，但王猛心知肚明，这非北京军区一地之策，而应是中央层面的决策。

谢富治肩负着传达这一决策的重任，其间的微妙之处不容忽视。当时，北京军区的政委一职由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三位共同担任。李雪峰虽兼此职，但刘格平常驻山西，实际权力已逐渐向谢富治倾斜。进入同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进行了人事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成为军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名列首位。他对38军的政策相对开明，给予大力支持，处理事务亦显得较为公正，相较郑维山和李雪峰，事情的发展似乎正朝着有利于38军的方向前进。

保定一跃成为38军的独大领地，王猛随即对两派势力实施了严格的打压策略。7月份，38军与保定地区革委会共同发布了“七二二”布告，其中明确要求两派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返回工厂或学校，并按照系统、行业、班组进行大规模联合，同时坚决打击反革命活动等一揽子强制措施。8月10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办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参会人数超过十万。38军、北京军区以及保定地、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均出席并发表讲话。在会上，对抗“三个布告”的两名“行凶杀人犯”被判处死刑。在高压政策的推动下，8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至10月，武器收缴工作基本完成，武斗工事被彻底拆除，参与武斗的人员也悉数返回各自单位，武斗现象得以彻底平息。

军事工作方面，38军此时也受到军委的格外青睐。1969年2月24日，军委电示称，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下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直属的炮兵团、火箭炮团和高炮团各一个。各师则下辖三个摩托化团，并配备有坦克团、炮兵团和高炮团。至次年10月，38军的组编工作全面完成，该军因此成为全军首支摩托化部队。

在1969年10月至12月间，63军完成了从河北向山西的迁移，其领导机构亦随之从石家庄迁至太原。此前，北京军区曾将38军视为“桀骜不驯”与“自以为是”的代表，但该军并未被驱逐出河北。相反，作为“华北山头”中的“龙头老大”，63军却离开了河北，这一幕颇具讽刺色彩。次年3月，38军党委的第一书记兼政委王猛被增补为河北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并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这是38军负责人首次踏入河北省核心领导阶层，此前两年这种情形是难以想象的。

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乌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即于12月16日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位领导：恳请各位对以下事宜进行一次深入讨论。提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一次会议，确保各师级单位均有代表参会，并给予充足的时间。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何陈伯达得以随意行动和发表言论，尽管他既无北京军区的职务，也未获中央授权处理军区内的军政事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拥有了超然的地位，如同“太上皇”一般？据林彪同志反映，他甚至难以与三十八军人员进行沟通。北京军区至今未就陈伯达问题召开过专门的会议，仅在各省各军进行传达，导致思想未能有效统一，全军团结也受到影响。以上建议，敬请各位审慎考虑是否可行。

毛泽东常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然而这则批示却显得颇为违背这一原则。首先，陈伯达身为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前往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实属职责所在，并非越权之举。平息地方两派纷争并非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北京军区亦无权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正常行为，更何况陈伯达的行动与当时的“大方向”相吻合。其次，毛泽东提及“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却将原本与此事无关的林彪牵扯进来。林彪是否真的向毛泽东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实有疑点。实际上，林彪对38军以及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问题十分谨慎，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意见。根据现有资料，自38军调至保定后，林彪未曾到访该军，也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的负责人也未曾单独拜访过林彪。这也是“9·13事件”后38军各负责人能够顺利摆脱干系的关键因素（至于《571工程纪要》中将38军列为“借用力量”，纯属林立果个人意愿，与38军本身并无关联）。

不管怎样，38军的批陈报告，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块“敲门砖”，进而对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发起了猛攻。毛泽东在该月作出批示后，王猛迅速晋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次年七月，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下，中央决定任命王猛为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任职期间，王猛对江青等介入国家体委的行为逐渐产生了抵触情绪，并有所抵制。江青对此也心生不快，企图在“四届人大”期间，通过提拔庄则栋来取代王猛。王猛乐于离开体委，在“四届人大”前夕，他被调回部队，担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应国务院相关负责人的要求，王猛于1977年2月重返国家体委，担任主任职务（保留军内原有职务），1981年7月，他再次回到部队，升任广州军区政委，并于1985年按照大军区正职的待遇离休。

文革时期，我国推崇体育外交，王猛以其国家体委主任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声名远扬。据知情者透露，凭借王猛的才华，在80年代他本可以更上一层楼。然而，依我之见，尽管王猛对陈伯达持反对态度，并曾顶撞过江青，在国家体委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也曾支持过保定地区的造反派。正是这一点（这在文革的特定环境下亦属常见），在主政军队的邓小平看来，对他的评价大打折扣。王猛能以大军区正职的身份“安全着陆”，相较于他的同期人，已经算是侥幸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1972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据此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军队开始在已设立党委的地方及单位，逐步撤除“三支两军”机构，并撤回相关人员。1971年，接替刘海清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的38军副政委徐炜，在中央《通知》发布后的次年3月，亦被调回部队。在军队掌权的鼎盛时期，38军不仅负责保定地区23个市、县的“三支两军”工作，下辖22个团，还选派干部战士前往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大专院校执行“军管”和“军训”任务。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曾受命前往北京，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

1974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意图捕捉“批林批孔”以及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典型案例，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38军。她派遣工作组进驻38军113师338团8连，实施“批林批孔”的试点工作，并向该连队发放相关材料。面对形势的压力，38军亦不得不派出人员前往8连“总结经验”。这些所谓的“经验”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频繁刊载，使得8连声名鹊起。同年7月28日，王洪文与江青邀请了北京军区的三位负责人以及38军的四位领导至北京北海的仿膳堂共进晚餐。次日，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人在38军逗留了一晚，并召开了一场接见会，邀请了河北省及驻保军、地的主要领导以及338团8连全体成员出席。会上，王、江发表讲话并赠送书籍，江青还即兴创作“顺口溜”赞美38军，场面热闹非凡。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终究徒劳无功。表面上的虚情假意虽是无奈之举，但在关键时刻，军队不可能与其同流合污。

在1974至1976年间，保定地区再次陷入了“批林批孔”运动、“批邓”风波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漩涡。武斗与混乱再次肆虐，河北省委和省军区无力遏制这一局面，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派遣早已从地方“三支两军”系统中抽离的38军介入。1976年11月15日，由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担任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担任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等组成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抵达保定。38军接到命令，于11月16日对全区的武斗据点实施了武装包围。随后，他们收缴了枪支，拆除了工事，解散了武斗组织。12月13日，保定地区组织了500余人前往北京，参加了由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省委和38军共同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协助地、市委开展工作，局势迅速得到改善。保定，这个文革期间的重灾区，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荡与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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